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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和解了，热搜上的那个姐姐却自杀了
发表时间：2021-04-12
文章来源：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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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爆了。
影片上映一周，票房5亿，清明档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这个结果，她姐毫不意外。
毕竟，影片给足了吊人胃口的噱头。
子枫妹妹变姐姐不说，还有了银幕初吻。
阵容也足够强大，肖央、朱媛媛做配，一举一动都带着生活气。
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触及的是无数中国家庭逃不掉的议题——重男轻女。
甚至这次的导演、编剧、制片人均为女性。
一部「野心」明显的作品。
结果，高票房却并没有和高口碑划等号。
甚至，这部影片的评价十分两极。
剧情在人泪点上蹦迪，却也踩中了很多人的雷点。
豆瓣短评区，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给这部影片送上一句“姐道”。
主要原因，是所谓“开放性结局”。
结尾处，导演将矛盾成功集中在了一个非常个体的、非常具象的小点上——“要不要签字”。
这个结局设置足够鸡贼，我们后面再聊。
在她姐看来，影片更值得探讨的是议题本身。
她姐很喜欢《我的姐姐》在议题选择上的大胆和表达上的突破。
但观影过程中状态的几度抽离，却一再地提醒我——
影片极端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带来了情绪最大化，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片的失真。
而这，或许才是影片最大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概括：父母意外身亡，刚刚毕业从事护士工作的姐姐安然（张子枫 饰），突然陷入了一个难题——
如何安置比她小了近二十岁的弟弟安子恒。
《我的姐姐》
所有人都觉得她养弟弟天经地义。
同为姐姐的姑妈苦口婆心地说：「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
《我的姐姐》
借由「姐姐要不要养不养弟弟」这个矛盾，创作团队想要由点到面，呈现在重男轻女大环境下挣扎的女性困境。
姐姐安然，就是那个「点」。
因此在影片中，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安然更像是一个「工具」——
一个各种重男轻女家庭长大女孩的困境集合体。
她存在的本身似乎就是个错误。
父母想要儿子，但碍于独生子女政策，便想尽了各种办法试图钻空子，比如让她装瘸子。
计生委偶然发现安然身体健康，安然被父亲暴揍
再比如，试图通过一些「意外」抹去女儿的存在。
小时候盼着她消失，大了则盼着她尽快回报家庭。
在父母眼里，安然的梦想不值一提。
安然想要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偷改了志愿，变成了留在本地学护理，方便以后「有精力顾家」。
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安然也面临着无数困境：被霸凌、被性骚扰……
这些地方，导演给的很轻，却重重砸进观众内心。
被性骚扰，是她和姑妈表明不想养弟弟时，顺嘴一提：「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
被霸凌，是安然跟某同事起冲突后跟男朋友的一句告解：
「一个从小不在爸妈身边长大的女孩子，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但影片对这些困境展现时，总带着一种功利性的描述。
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哭。
这种功利性地描述贯穿整部影片。
弟弟这个角色，是极其功利化和戏剧化的呈现。
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在姐姐表达自己想要去北京追逐梦想时，逻辑清晰地说了极其煽情的话：「我只有你了。」
以及，在姐姐痛经时，笨拙地给姐姐泡了一杯「红糖姜茶」。
即便是篇幅极小的一个情节也是如此——
一个高危产妇为了生孩子宁愿搭上自己的命，安然愤怒地追上去，劝丈夫、劝产妇、劝婆婆。
这一情景中，每个人的台词都瞄准了大众「痛点」。
丈夫甩开安然：好不容易怀上了儿子，你说打就打？
产妇在安然告知「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之后，依然执迷不悟：我要生。
安然劝阻无望后，大声吼出：生儿子就那么好吗？
全社会对女性全方位无死角的、系统性的迫害，此时集中到了安然一个角色身上。
这种设定带来的震撼，和极其戏剧化的呈现，的确实现了情绪的推动，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不少女性在观影的过程不自觉就泪流满面。
但，这种「哭」，是影片本身带来的吗？
不见得。
《我的姐姐》对这些伤痛的直观呈现固然难得，可问题也显而易见——
影片不是用一双有温度的手抚摸伤口，而是用一把冰冷的利器剖开伤口、展示伤口。
伤口被剖开，当然痛，当然哭。
只是，眼泪却不是为了这失真的角色而流。
现实，远比影片更加错综复杂。
多数中国式姐姐，面临的是隐形的困境：
说不清道不明，没有那么多冲突，也不够戏剧。
25年前的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似乎将其展现了出来。
1996年导演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做的一期纪录片——《姐姐》。
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家庭，这家有对龙凤胎，蕊蕊和峰峰，蕊蕊是姐姐。
《姐姐》
但蕊蕊的姐姐身份，是被“赋予”的。
剖腹产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女孩当姐姐，这样以后可以照顾弟弟。
20分钟的纪录片，清晰看到一个女孩是如何「被成为」姐姐的。
“你是姐姐……”成为了挂在父母嘴边的话。
姐弟有矛盾，即便是弟弟的错误，妈妈也永远做姐姐的思想工作：
「你是个姐姐陪弟弟玩一会儿。」
「你懂点儿事行吧。」
《姐姐》
「姐姐」的责任，是这个家里约定俗成的东西。
好久不回家的爸爸回来之后，蕊蕊向爸爸抱怨，得到的是类似的回答。
「你是姐姐嘛。」
《姐姐》
「姐姐」的身份，成了蕊蕊得到同等的爱的阻碍。
蕊蕊、弟弟、妈妈三个人出门，妈妈牵着弟弟，而蕊蕊一个人走在前面；
妈妈抱着弟弟看牙，蕊蕊也想让妈妈看自己的牙，得到的却是妈妈弟敷衍应付：你牙也不好。
节目截图
有些偏爱显而易见，还有些是无形但压抑的。
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姐弟在看电视上出现了分歧。
弟弟想看足球比赛，而姐姐想要看《狮子王》。
两人争执之下，弟弟拉来妈妈当裁判：「妈妈，你想看球赛还是《狮子王》？」
节目截图
妈妈这次倒“公允”，没有让姐姐一味服从，而是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妈妈说：
「少数服从多数，我和弟弟都看球赛。」
节目截图
喊来爸爸，一样的回答：
「咱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弟弟都愿意看球赛，少数服从多数。」
节目截图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变成了让女孩让步的隐形压迫。
一家四口的生活，无形之中朝弟弟的那一侧倾斜。
这种「无形」的偏爱还有很多，敏感的蕊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抗议。
但爸爸劝她：
「你俩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的吧，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就疑心这么大。」
节目截图
六岁的孩子说不清哪里不对，她只能笨拙地反抗和表达。
她在地上打滚、硬撑着不上桌吃饭，弱弱地说「妈妈不喜欢我」。
最终，「不懂事」蕊蕊被爸爸领着找妈妈道了歉，这事才算翻篇。
至此，纪录片结束。
短短20分钟，不似《我的姐姐》那般有细致的描摹、激烈的呈现和态度的表达和传递。
可一些东西不用表达，观众已经有了答案。
在这部纪录片的豆瓣短评区，有人这么评价道：
「看得满是波澜，触目惊心。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
因而《我的姐姐》中最引起她姐共鸣的，不是主角安然。
而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另一个女性角色——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
姑妈也是一个姐姐。
但姑妈身上没有安然面临的那种直戳人心肺管子的显性歧视。
最明显的，是奶奶对年轻时的姑妈说的那些话：「你奶奶说，我什么都要优先我儿子来，你就不要想了。」
而其他关于姑妈的描述，都是一些极其细枝末节的东西。
比如她看着自己年轻时光鲜亮丽的照片苦笑；
将安然留在咖啡厅的咖啡倒进保温杯后还要舔一下杯沿；
切西瓜时下意识将最甜的部分挖出来给外甥女……
配上她那双疲惫不堪却又若有所思的眼睛。
不用多说，我们就能感受到——
这才是真正在中国式家庭困境里挣扎的姐姐。
谈完角色，我们回到结局上。
电影最后，领养弟弟的家庭给了姐姐安然一纸协议，希望两人之后永不相见。
对观众来说，「签还是不签」是有正确选项的：
必须签。
只有如此，安然才能把自己从重男轻女泥沼里连根拔起，考研到北京，成为医生，过上另一种人生。
结果，观众在漆黑影院里，被导演结实打了一闷棍。
姐姐没有签字，带着弟弟一起生活。
这个结局烂吗？
并不。
实际上，无论安然作何选择，她都是「幸福」的。
安然是「姐姐困境」里最理想的一个案例：父母双亡，弟弟还小，姐弟俩感情薄弱。
《民法典》规定，父母双亡时，未成年弟妹的监护人顺序分别是：（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
「安然送养弟弟」有法可依：丧失父母的孤儿可以被收养，孤儿的监护人可以作送养人。
因此，姑妈的干涉只是情感绑架，安然拥有选择权。
签，她有法律做保障，不签，她只出于爱，无关道德。
聊到结局设计时，《我的姐姐》编剧曾说：
「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
这句话将电影圆了回来，却也证明《我的姐姐》仍是给「现实姐姐」造的一场美梦。
一旦把电影中父母双亡变成父母健在，故事就会走进死胡同。
姐姐的「选择」压根儿不叫「选择」，而是「被压制」。
去年热搜，有位姐姐被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只因22岁的她拒养2岁的弟弟。
依据《民典法》规定，父母胜诉。
梦醒后却无路可走，才是「姐姐们」更大的绝望。
前几天的热搜，20岁的姐姐，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父母离异后独自养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堪重负，意欲跳河轻生。
这对父母涉嫌「遗弃罪」，或将面临重则5年牢狱，轻则罚款的惩罚。
然后呢？
父母会改过自新开始养孩子吗？可能性极低。
姐姐困境解决了吗？一点都没有。
节目截图
深陷「重男轻女」泥沼中的姐姐，需要的不是爽剧般的结尾，也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梦」。
她们要的很简单，只是一束光——
那些真的将自己从沼泽中拔起，逃离出「姐姐困境」的女性，以及她们给出的与家庭「亲情割离」的办法。
这束光，电影给不了，但现实可以。
@玲玲Peter和四只猫
抖音Vlogger王慧玲有两个弟弟，曾经也是一名「扶弟魔」，坚持扩大自己的生活，这是她的自救法。
她将自己比作「黑暗中当蚯蚓」，摆地摊、做服务员、创业女老板，一节一节往前拱，去开拓自己的疆域。
节目截图
从王慧玲的身上，我们会发现，姐姐和父母的关系，或许也不是非得你死我亡。
争吵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并非每个姐姐都是女战士。
王慧玲找到了她与父母重划分边界，建立新次序的办法：调教式沟通。
「重男轻女」的污垢，跟随着王慧玲一天天独立，被她自己洗涤掉了。
只要姐姐们开始为自己努力，她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这才是她们的希望。
《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剧情有不少遗憾。
但不可否认，它是部勇敢的电影。
最起码，它向大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女性视角，撕开了女性困境的一个口子。
它像一把刀，砍断了「姐姐就该牺牲」的逻辑，喊醒了被「长姐如母」套牢的姐姐，也让更多独立出来的「姐姐们」被看到，被支持。
曾经以为姐姐就该懂事、伟大。
如今「姐姐们」发现，对她们负责的人少之又少。
这也是电影之于现实的意义。
对一部现实电影的讨论声量越大，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更高。
韩国电影《熔炉》、《素媛》的故事、结局都是绝望的，但民众对他们的关注却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韩国通过「熔炉法案」，延长了儿童性侵犯关押刑期，对赵斗顺做了「化学阉割」。
影片上映一周，票房5亿，清明档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这个结果，她姐毫不意外。
毕竟，影片给足了吊人胃口的噱头。
子枫妹妹变姐姐不说，还有了银幕初吻。
阵容也足够强大，肖央、朱媛媛做配，一举一动都带着生活气。
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触及的是无数中国家庭逃不掉的议题——重男轻女。
甚至这次的导演、编剧、制片人均为女性。
一部「野心」明显的作品。
结果，高票房却并没有和高口碑划等号。
甚至，这部影片的评价十分两极。
剧情在人泪点上蹦迪，却也踩中了很多人的雷点。
豆瓣短评区，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给这部影片送上一句“姐道”。
主要原因，是所谓“开放性结局”。
结尾处，导演将矛盾成功集中在了一个非常个体的、非常具象的小点上——“要不要签字”。
这个结局设置足够鸡贼，我们后面再聊。
在她姐看来，影片更值得探讨的是议题本身。
她姐很喜欢《我的姐姐》在议题选择上的大胆和表达上的突破。
但观影过程中状态的几度抽离，却一再地提醒我——
影片极端戏剧化的情节设置，带来了情绪最大化，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片的失真。
而这，或许才是影片最大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概括：父母意外身亡，刚刚毕业从事护士工作的姐姐安然（张子枫 饰），突然陷入了一个难题——
如何安置比她小了近二十岁的弟弟安子恒。
《我的姐姐》
所有人都觉得她养弟弟天经地义。
同为姐姐的姑妈苦口婆心地说：「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
《我的姐姐》
借由「姐姐要不要养不养弟弟」这个矛盾，创作团队想要由点到面，呈现在重男轻女大环境下挣扎的女性困境。
姐姐安然，就是那个「点」。
因此在影片中，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安然更像是一个「工具」——
一个各种重男轻女家庭长大女孩的困境集合体。
她存在的本身似乎就是个错误。
父母想要儿子，但碍于独生子女政策，便想尽了各种办法试图钻空子，比如让她装瘸子。
计生委偶然发现安然身体健康，安然被父亲暴揍
再比如，试图通过一些「意外」抹去女儿的存在。
小时候盼着她消失，大了则盼着她尽快回报家庭。
在父母眼里，安然的梦想不值一提。
安然想要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偷改了志愿，变成了留在本地学护理，方便以后「有精力顾家」。
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安然也面临着无数困境：被霸凌、被性骚扰……
这些地方，导演给的很轻，却重重砸进观众内心。
被性骚扰，是她和姑妈表明不想养弟弟时，顺嘴一提：「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
被霸凌，是安然跟某同事起冲突后跟男朋友的一句告解：
「一个从小不在爸妈身边长大的女孩子，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但影片对这些困境展现时，总带着一种功利性的描述。
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哭。
这种功利性地描述贯穿整部影片。
弟弟这个角色，是极其功利化和戏剧化的呈现。
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在姐姐表达自己想要去北京追逐梦想时，逻辑清晰地说了极其煽情的话：「我只有你了。」
以及，在姐姐痛经时，笨拙地给姐姐泡了一杯「红糖姜茶」。
即便是篇幅极小的一个情节也是如此——
一个高危产妇为了生孩子宁愿搭上自己的命，安然愤怒地追上去，劝丈夫、劝产妇、劝婆婆。
这一情景中，每个人的台词都瞄准了大众「痛点」。
丈夫甩开安然：好不容易怀上了儿子，你说打就打？
产妇在安然告知「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之后，依然执迷不悟：我要生。
安然劝阻无望后，大声吼出：生儿子就那么好吗？
全社会对女性全方位无死角的、系统性的迫害，此时集中到了安然一个角色身上。
这种设定带来的震撼，和极其戏剧化的呈现，的确实现了情绪的推动，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不少女性在观影的过程不自觉就泪流满面。
但，这种「哭」，是影片本身带来的吗？
不见得。
《我的姐姐》对这些伤痛的直观呈现固然难得，可问题也显而易见——
影片不是用一双有温度的手抚摸伤口，而是用一把冰冷的利器剖开伤口、展示伤口。
伤口被剖开，当然痛，当然哭。
只是，眼泪却不是为了这失真的角色而流。
现实，远比影片更加错综复杂。
多数中国式姐姐，面临的是隐形的困境：
说不清道不明，没有那么多冲突，也不够戏剧。
25年前的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似乎将其展现了出来。
1996年导演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做的一期纪录片——《姐姐》。
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家庭，这家有对龙凤胎，蕊蕊和峰峰，蕊蕊是姐姐。
《姐姐》
但蕊蕊的姐姐身份，是被“赋予”的。
剖腹产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女孩当姐姐，这样以后可以照顾弟弟。
20分钟的纪录片，清晰看到一个女孩是如何「被成为」姐姐的。
“你是姐姐……”成为了挂在父母嘴边的话。
姐弟有矛盾，即便是弟弟的错误，妈妈也永远做姐姐的思想工作：
「你是个姐姐陪弟弟玩一会儿。」
「你懂点儿事行吧。」
《姐姐》
「姐姐」的责任，是这个家里约定俗成的东西。
好久不回家的爸爸回来之后，蕊蕊向爸爸抱怨，得到的是类似的回答。
「你是姐姐嘛。」
《姐姐》
「姐姐」的身份，成了蕊蕊得到同等的爱的阻碍。
蕊蕊、弟弟、妈妈三个人出门，妈妈牵着弟弟，而蕊蕊一个人走在前面；
妈妈抱着弟弟看牙，蕊蕊也想让妈妈看自己的牙，得到的却是妈妈弟敷衍应付：你牙也不好。
节目截图
有些偏爱显而易见，还有些是无形但压抑的。
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姐弟在看电视上出现了分歧。
弟弟想看足球比赛，而姐姐想要看《狮子王》。
两人争执之下，弟弟拉来妈妈当裁判：「妈妈，你想看球赛还是《狮子王》？」
节目截图
妈妈这次倒“公允”，没有让姐姐一味服从，而是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妈妈说：
「少数服从多数，我和弟弟都看球赛。」
节目截图
喊来爸爸，一样的回答：
「咱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弟弟都愿意看球赛，少数服从多数。」
节目截图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变成了让女孩让步的隐形压迫。
一家四口的生活，无形之中朝弟弟的那一侧倾斜。
这种「无形」的偏爱还有很多，敏感的蕊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抗议。
但爸爸劝她：
「你俩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的吧，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就疑心这么大。」
节目截图
六岁的孩子说不清哪里不对，她只能笨拙地反抗和表达。
她在地上打滚、硬撑着不上桌吃饭，弱弱地说「妈妈不喜欢我」。
最终，「不懂事」蕊蕊被爸爸领着找妈妈道了歉，这事才算翻篇。
至此，纪录片结束。
短短20分钟，不似《我的姐姐》那般有细致的描摹、激烈的呈现和态度的表达和传递。
可一些东西不用表达，观众已经有了答案。
在这部纪录片的豆瓣短评区，有人这么评价道：
「看得满是波澜，触目惊心。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
因而《我的姐姐》中最引起她姐共鸣的，不是主角安然。
而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另一个女性角色——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
姑妈也是一个姐姐。
但姑妈身上没有安然面临的那种直戳人心肺管子的显性歧视。
最明显的，是奶奶对年轻时的姑妈说的那些话：「你奶奶说，我什么都要优先我儿子来，你就不要想了。」
而其他关于姑妈的描述，都是一些极其细枝末节的东西。
比如她看着自己年轻时光鲜亮丽的照片苦笑；
将安然留在咖啡厅的咖啡倒进保温杯后还要舔一下杯沿；
切西瓜时下意识将最甜的部分挖出来给外甥女……
配上她那双疲惫不堪却又若有所思的眼睛。
不用多说，我们就能感受到——
这才是真正在中国式家庭困境里挣扎的姐姐。
谈完角色，我们回到结局上。
电影最后，领养弟弟的家庭给了姐姐安然一纸协议，希望两人之后永不相见。
对观众来说，「签还是不签」是有正确选项的：
必须签。
只有如此，安然才能把自己从重男轻女泥沼里连根拔起，考研到北京，成为医生，过上另一种人生。
结果，观众在漆黑影院里，被导演结实打了一闷棍。
姐姐没有签字，带着弟弟一起生活。
这个结局烂吗？
并不。
实际上，无论安然作何选择，她都是「幸福」的。
安然是「姐姐困境」里最理想的一个案例：父母双亡，弟弟还小，姐弟俩感情薄弱。
《民法典》规定，父母双亡时，未成年弟妹的监护人顺序分别是：（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
「安然送养弟弟」有法可依：丧失父母的孤儿可以被收养，孤儿的监护人可以作送养人。
因此，姑妈的干涉只是情感绑架，安然拥有选择权。
签，她有法律做保障，不签，她只出于爱，无关道德。
聊到结局设计时，《我的姐姐》编剧曾说：
「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
这句话将电影圆了回来，却也证明《我的姐姐》仍是给「现实姐姐」造的一场美梦。
一旦把电影中父母双亡变成父母健在，故事就会走进死胡同。
姐姐的「选择」压根儿不叫「选择」，而是「被压制」。
去年热搜，有位姐姐被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只因22岁的她拒养2岁的弟弟。
依据《民典法》规定，父母胜诉。
梦醒后却无路可走，才是「姐姐们」更大的绝望。
前几天的热搜，20岁的姐姐，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父母离异后独自养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堪重负，意欲跳河轻生。
这对父母涉嫌「遗弃罪」，或将面临重则5年牢狱，轻则罚款的惩罚。
然后呢？
父母会改过自新开始养孩子吗？可能性极低。
姐姐困境解决了吗？一点都没有。
节目截图
深陷「重男轻女」泥沼中的姐姐，需要的不是爽剧般的结尾，也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梦」。
她们要的很简单，只是一束光——
那些真的将自己从沼泽中拔起，逃离出「姐姐困境」的女性，以及她们给出的与家庭「亲情割离」的办法。
这束光，电影给不了，但现实可以。
@玲玲Peter和四只猫
抖音Vlogger王慧玲有两个弟弟，曾经也是一名「扶弟魔」，坚持扩大自己的生活，这是她的自救法。
她将自己比作「黑暗中当蚯蚓」，摆地摊、做服务员、创业女老板，一节一节往前拱，去开拓自己的疆域。
节目截图
从王慧玲的身上，我们会发现，姐姐和父母的关系，或许也不是非得你死我亡。
争吵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并非每个姐姐都是女战士。
王慧玲找到了她与父母重划分边界，建立新次序的办法：调教式沟通。
「重男轻女」的污垢，跟随着王慧玲一天天独立，被她自己洗涤掉了。
只要姐姐们开始为自己努力，她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这才是她们的希望。
《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剧情有不少遗憾。
但不可否认，它是部勇敢的电影。
最起码，它向大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女性视角，撕开了女性困境的一个口子。
它像一把刀，砍断了「姐姐就该牺牲」的逻辑，喊醒了被「长姐如母」套牢的姐姐，也让更多独立出来的「姐姐们」被看到，被支持。
曾经以为姐姐就该懂事、伟大。
如今「姐姐们」发现，对她们负责的人少之又少。
这也是电影之于现实的意义。
对一部现实电影的讨论声量越大，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更高。
韩国电影《熔炉》、《素媛》的故事、结局都是绝望的，但民众对他们的关注却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韩国通过「熔炉法案」，延长了儿童性侵犯关押刑期，对赵斗顺做了「化学阉割」。
